而從英宗設定邊鎮巡撫開始，巡撫漸漸兼管軍政、民政，總兵官就實質上成了下屬。
到了後來，尤其是嘉靖以後，九邊重鎮其實已經演變為三大“軍區”，分別由三邊總督、宣大總督和薊遼總督統管。
巡撫、巡按和總督，他們一般都是文臣出身。
平時壓制武將，但若因為戰事立了大功，再加上威望高的話，反而會更受猜忌。
“便像上月裡孫兒曾請教皇祖母的一樣。那李化龍便為了自汙彈劾劉鋌，免得朝臣彈劾他擁兵自重。”
李太后點著頭，憂心不已：“如今要應對亡國之危，兵權不可謂不重要。放手容易，拿回來難。”
“這只是一節，另一節則是內閣與六部了。”朱常洛又翻開一頁，“自張江陵後，閣臣權柄大增，也遠非昔年可比了……”
一開始只是秘書、顧問，三楊輔政後開始有票擬製度。
而嘉靖朝開始，由於道君不上朝，內閣的權柄就在提升，原本相對平等的內閣大臣們漸漸有了以首輔為尊的慣例。
到了張居正時，他借“考成法”讓內閣有了督核六部之權，內閣權力更達到了頂峰。
萬曆十一年後，朱翊鈞忌憚內閣，閣權轉勢而下，被極度壓制的部權反彈回升，而閣權之積重仍在。
“孫兒查到萬曆十二年有御史張文熙言此前閣臣專恣者四事，請父皇永禁革之。”朱常洛指著上面抄錄的奏疏文字，“當時申閣老駁斥，父皇就沒改回去，考成法倒是廢止了。此後閣臣雖不敢阻撓部權，但重臣缺員，九卿及科道掌印者鹹得自舉聽上裁。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舉，尚書不得自擇其屬。在外府佐及州縣正、佐官則盡用掣籤法，部權日輕。”
“雖然是自舉聽上裁、推舉聽上裁、掣籤備上命，但父皇……”朱常洛嘆著氣，“閣權略小了些，部權仍受其制。大小國事，閣臣票擬呈報。若父皇不能明察秋毫，還不是讓群臣私下裡可以做很多文章？孫兒覺得，恐怕這便是菩薩所說黨爭不止的起因。”
清晰的脈絡呈現在李太后面前，她不由得喃喃自語：“這麼說，其實從世廟時候開始……”
“自然，那時就有嚴黨與清流之爭。只不過，那時所謂嚴黨，只是奸臣嚴嵩一人之朋黨。”朱常洛說道，“如今閣臣已不敢如嚴嵩或張江陵一般，那就更加複雜了。但不論如何，文臣外可制武臣，內秉國事繁重。孫兒有誅心之論，他們也未嘗盼著孫兒勤勉，孫兒事事準了內閣票擬才是他們覺得最好的。”
“哼！想得倒美！”
朱常洛卻苦笑著：“孫兒不孝，皇祖母，孫兒要叫聲委屈。從世廟他老人家到父皇，如今這局面已極其牢固。孫兒當真要再續國祚，非得請皇祖母極力幫扶孫兒才是。”
利用這前後加在一起近百年的祖孫倆只處
置“重大關切事件”的機會，大明的文臣終於形成了牢固至極、制霸文武的權力結構，皇權已經不能再輕鬆駕馭他們。
現在朱翊鈞雖然不能繼續開擺二十年了，但情形一樣不樂觀。
朱常洛這聲委屈叫得發自肺腑，李太后先寬慰了一句：“若非如此，菩薩焉會示警於你？這些祖母都知道，是為難你了。”
前面說大明的制度對皇帝的要求其實很高，而朱厚熜和朱翊鈞這爺孫倆待機既長又沒好好用心國事。
如今都不只是文臣權力越來越大、越來越不可或缺，朱常洛這份方案裡還點出了朱翊鈞缺官不補對地方府縣造成的影響。
京裡和地方缺員眾多，大明雖然還在因慣性而正常運轉，但地方賦稅已經有被大族、胥吏一起把持的現狀。
大族繁衍多年，胥吏累代襲替。
流官任用一方，只要有功無過，其後便是專心鑽營。
這麼多年下來，府縣只知諸族，皇權能下鄉嗎？
國本之爭？那與他們無關。
但他們在地方，反倒是盼著因用兵、天災和各種緣由而加稅。
再與諸多礦監稅使利益捆綁，為害更猛。
人事無秩序，政令不通暢，地方失控，財源枯竭，衛所荒廢，將卒卑微，勳戚稀爛。
朱常洛雖然已有大致思路，卻也不得不感慨。
大明已經被他爹打成一副稀爛無比的牌。
李太后同意了他對她公公和兒子的吐槽，而後神色嚴肅：“但既然癥結在這裡，後面方略怎麼是先從宗室開始？”
朱常洛知道真正要說動她的只有這一件事，因此他立即跪下來說道：“皇祖母容稟！”